心情: 一般
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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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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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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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万历皇帝 |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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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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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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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蛰——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
附录一 附录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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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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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凓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XX，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蛰，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第一章 万历皇帝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做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10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傣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因为从皇帝的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系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23，进入24，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15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8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9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经祭天地、把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竦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瞰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达下来，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32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XX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圣所居住的官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像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服用全部红色的“皮弁服”，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盛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铁片，外装铁钉；皇帝的皮弁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200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2人牵牛，耆老2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3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皇帝的前几代，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担，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覆。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也只有9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期以呈报8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可是直到15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脸上加披雨衣，1477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宫。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
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
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士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同意了辍朝一日。除此而外，皇帝的近亲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辍朝一日至三日以志哀悼。然而这种性质的辍朝，得以休息的仅是皇帝一人，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如仪。
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第十代的正德皇帝，即万历的叔祖。正德的个性极强，对于皇帝的职责，他拒绝群臣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间，他又打破陈规，开创新例，有时竟在深夜举行晚朝，朝罢后又大开宴席，弄到通宵达旦。对这些越轨的举动，臣僚们自然难于和他合作，他也就撇开正式的负责官员而大加宠用亲信的军官和宦官。对负主要行政责任的内阁，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传递消息的机构而已。凡此种种，多数文臣认为迹近荒唐，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而正德于1521年去世，又未有子嗣。大臣们和皇太后商议的结果，迎接万历皇帝的祖父入承大统，是为嘉靖皇帝。作为皇室的旁支子孙而居帝位，在本朝尚无前例。大臣们乘此机会，肃清了正德的亲信，其劣迹尤著的几个人被处死刑。嘉靖登极的前20年可以算得上尽职。他喜欢读书，并且亲自裁定修改礼仪。可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对举行各种礼仪逐渐失去兴趣，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企求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尤其不幸的是，这个皇帝统治了帝国达45年之久，时间之长在本朝仅次于万历。
万历的父亲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字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1572年，万历皇帝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根据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15年，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的礼仪，如各种祭祀，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万历皇帝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尽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
除了首揆以外，张居正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小皇帝的五个主讲经
万历皇帝学习的地方是文华殿。1572年秋天以后，他每天的功课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历史。学习完经书以后，授课老师可以到休息室小憩，但皇帝本人却并不能那么清闲。这时候就出现了大伴冯保和其他宦官，他们把当天臣僚上奏的本章进呈御览。这些本章已经由各位大学士看过，用墨笔作了“票拟”。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皇帝用朱笔作出批示。
中午功课完毕，小皇帝在文华殿进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不过他仍然被嘱咐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小皇帝对这种嘱咐丝毫不敢忽视，因为第二天必须背诵今天为他所讲授的经书和历史。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
在1578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大伴”。到这时候，冯保已经摆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因为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脆的处罚，有时竟可达几个小时之久。
在这样严厉的督导之下，万历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他被教导说，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无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这种谆谆的教导在万历身上起到的作用很快就为一件事情所证明。当他登极还不满4个月，有客星出于阁道旁，其大如盏，光芒烛地。这颗被今天的天文学家称为Super－nova或Anno1572的出现，在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上天将要降灾的警告。按照
学习的进步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书法上。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他们对皇帝在这方面的进步时时加以鼓励。万历年方10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技。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缅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
物力的节约也在宫内开始。过去一个世纪，每逢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环绕紫禁城，占地三方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2000口之多。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在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包括木材、金属等各种原料，也包括绸缎、瓷器等制成品。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不能持久。到14世纪初，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和宦官都已经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尤其是高级宦官更为人所艳羡，他们不但在皇城内筑有精美的住宅，而且根据传统习惯，他们也有相好的宫女，同居如同夫妇。他们没有子女，但不乏大批干儿、侄子、外甥的趋奉，因而也颇不寂寞。至于招权纳贿，则更是题内的应有文章。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合乎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中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
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其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京军。因为按规定，他们的服装也是由宦官掌管的，以次充好的结果使他们获得的军服质量极为低劣。当时最有权威的仓库中介人名叫李伟，爵封武清伯，他是慈圣太后的父亲，当今皇帝的外祖父。劣质的棉布通过他而进入仓库，再发给军士，就势所必至地引起了无数的怨言和指责。万历皇帝接到臣僚们对此事的控告，亲自拿了一匹这种劣质棉布呈进于慈圣太后之前。太后既愧且怒，表示要按国法处置。这时，大学士张居正施展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出面调解，达成了一个保全太后一家面子的协议：李伟毋须向法庭报到，他所受的惩罚是被召唤到宫门外申饬一顿，保证不得再犯。事情告一段落以后，张居正又在冯保的合作下乘机大批撤换管理仓库的宦官，并很自信地向别人表示，这种需索“铺垫费”的陋习业已禁绝。
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就怪不得
在乎日，皇帝一天要批阅20至30件本章。这些本章都写在一张长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叶、八叶、十二叶不等，因而也简称为“折”。本章的种类很多，式样、字体大小、每叶字数以及行文口气等都因之而各不相同。但概括说来则可分为两种：其一，各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题本由通政司送达官中，其副本则送给给事中办事处，即六科廊房。题本中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其二，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十九在呈奏者的本职之外，例如礼部官员议论军政，军政官员批评礼仪。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也不必另备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会极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由于这样，奏本的内容，在皇帝批示并送交六科廊房抄写公布以前，别人是无从知悉的。在全体臣僚中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奏本。
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
但即使是这些例行的批语，不到10岁的万历皇帝恐怕还是无法理解它的全部含义的。例如“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也只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理解。
重要官员的任命，即人事大权，也是决不容许由旁人代理的。作出这一类决定，总是先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几个人的候选名单，而由皇帝圈定其中之一。万历皇帝虽然年幼，他已经懂得排在第一的是最为称职的人选，只要拿起朱笔在此人的名字上画上一圈就可以体现他的无上权威。他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
上述情况表明，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中起着实际上的决定作用，这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不满。在万历12岁的那一年，他几次接到弹劾张居正的本章。有人说他擅作威福，升降官员不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而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有人更为尖锐，竟直说皇帝本人应对这种情况负责，说他御宇三年，听信阿谀之臣，为其蒙蔽，对尽忠办事的人只有苛求而没有优待，这不是以恕道待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天意的不再保祐。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自诩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摸棱两可，尸位素餐。张居正既然受到直接间接的攻击，他就立即向皇帝提出辞呈，说他本人的是非姑且不论，但有人说他成了皇帝陛下和舆情之间的障碍，他在御前所能起到的作用已被这种议论一扫而光。既然如此，留亦无益。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经过这种种争论，加上年事日长，每天攻读史书也可以从中借鉴前代的教训，万历皇帝终于逐渐理解了问题的症结。
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以万历的外祖家族为例，李伟家境贫寒，直到女儿被封为皇妃，他才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但所谓伯爵，不过是军队中的一个名誉军官，除了朝廷举行各项礼仪时位居前列以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且俸给甚低，甚至不敷家用。李伟在京城中大做揽纳物资于仓库的经纪，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还有一个儿子，即慈圣太后的弟弟，身份却是宦官。
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
大学士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
在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内阁大学士为3至6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然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居正名为首辅或称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大学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
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贫家，因为生活困难或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内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统统看成无能之辈，不过以阿谀见宠，因宠弄权，则不符事实。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大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花费很多的时间，他们轮流值班，有时要看到夜半，才能第二天在御前对奏章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经过他们的解释，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皇帝阅读过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仅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擢升为御前的司礼大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10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后的逐步升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称为秉笔，在御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侥幸。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
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种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约之效。然而情况并不能经常如此。前几十年就曾出现过刘瑾这样权倾朝野、劣迹昭著的太监，到此时，冯保既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惟一足以驾驭他的皇帝又正值冲龄，因时际会，他就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无名英雄”式的宦官。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他之得以被任为司礼太监，也有过一段曲折。原来的嘉靖时期，他已经是秉笔太监之一。隆庆时期，他被派掌管东厂。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据过去的成例，管厂者必升司礼太监。而由于他和大学士高拱不睦，没有能够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直到万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职。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万历大为不安。皇帝当时虽然已经15岁，但是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
然而官员们的反映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私邪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27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有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邪劝告以后，他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110名监察御史和52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官员们的愤怒使他们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诤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发扬士气，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纠举张居正的事件按照这一程序开始。最先由两名翰林以平静的语调在奏章中提出：因为父丧而带来的悲痛，使张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绵密。强迫他夺情留任，既有背于人子的天性，国家大事也很难期望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如准许他回籍丁忧，庶几公私两便。在两名翰林之后，接着有两个刑部官员以激烈的语气上书，内称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为其所惑，将带给朝廷以不良的观感，因此恳请皇上勒令他回籍，闭门思过，只有
如此，才能对人心士气有所挽回。
张居正既被参奏，就按照惯例停止一切公私往来，在家静候处置。但是暗中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的意图会及时传达到冯保和代理阁务的二辅那里。个中详情，当然没有人可以确切叙述。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严厉的朱笔御批，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辅而在于藐视皇帝。
圣旨一下，锦衣卫把4个犯官逮到午门之外。两个翰林各受廷杖60下，并予以“削籍”，即褫夺了文官的身分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辞更加孟浪，多打20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省，终身不赦。掌刑人员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恶，打来也特别用力。十几下以后，犯官的臀部即皮开肉绽，继之而血肉狼藉。受责者有一人昏死，嗣后的复苏，也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另一人受刑痊愈之后，臀部变成了一边大一边小。刑罢以后，锦衣卫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宫门之外，听凭家属领回治疗。有一些官员向犯官致以慰问，被东厂的侦缉人员一一记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后被传讯是否同谋。
皇帝的行动如此坚决而且迅速，无疑大出于反张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图赶走辅粥，使朕躬孤立无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做戒，如果有人胆敢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逆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这一恐吓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除了一名办事进士名叫邹元标的又继续上疏弹劾以外，没有别人再提起张居正的不忠不孝。事情就此结束。最低限度在今后5年之内不再有人参劾元辅，非议夺情。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只予廷杖并充军贵州。此人在以后还要兴风作浪，这里暂时不表。
张居正用布袍代替锦袍，以牛角腰带代替玉带，穿着这样的丧服在文渊阁照常办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停发他的官傣，但同时命令官中按时致送柴火油盐等日用品，光禄寺致送酒宴，以示关怀优待。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桂冠离职，他们推托说身体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请求给假或退休。此时北京城内还发现传单，内容是揭露张居正谋逆不轨。东厂人员追查传单的印制者没有结果，只好把它们销毁，不再呈报给皇帝，以免另生枝节。
次年，即1578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布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4月中旬离京，7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3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1000里的江陵张宅请
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烜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
队伍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见到了被废乡居的故友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寐。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鬓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高拱当时已经老病，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张居正绝对没有预料到，他和高拱之间的嫌除，不仅没有随着这次会面而消弭，而且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了可悲的结果。
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种罕见的情谊在张居正离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1578年皇帝的大婚，并不是什么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当时皇帝年仅14，皇后年仅13。皇后王氏是平民的女儿，万历和她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她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王皇后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后来被谥为孝端皇后。她享有宫廷内的一切尊荣，但是缺乏一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在实际上，她只是一种制度的附件。按照传统的习惯，她有义务或者说是权利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譬如扶持太后下轿；皇帝另娶妃嫔，她又要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所以被称为孝端。但是，她也留给人们以另一种记忆，即经常拷打宫女，并有很多人死于杖下。
万历并不只是对皇后没有兴趣，他对其他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与他邂逅相遇。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大婚之后，年轻的皇帝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不久，他就发觉大婚这件事，在给予他以无聊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的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有湖泊、石桥、宝塔，风景宜人，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圣贤经传的教条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于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既经打开，万历皇帝更加厌倦紫禁城里的日月。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在群阉的簇拥之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闯。1580年，万历已经17岁，在一次夜宴上，他兴高采烈地传旨要两个宫女歌唱新曲。宫女奏称不会，皇帝立即龙颜大怒，说她们违抗圣旨，理应斩首。结果是截去了这两名宫女的长发以象征斩首。当时还有随从人员对皇帝的行动作了劝谏，此人也被拖出来责打一顿。全部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这一场闹剧通过大伴冯保而为太后所知悉。太后以异常的悲痛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她脱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年轻的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直至他跪了很久以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并且吩咐他
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但是不论张居正如何精明干练，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条他是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女色。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一人私有，皇帝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关系都合理合法。作为法定的妻子，天子有皇后一人，经常有皇贵妃一人，还有数量更多的妃和嫔。有鉴于正德皇帝死而无后，朝廷内外都一致认为皇帝应该拥有许多妃嫔，以广子嗣。万历一天而册封九嫔，就得到过张居正的赞助。
大量的宫女都出身于北京及附近郊区的清白之家。经过多次的甄别与淘汰，入选者被女轿夫抬进宫门，从此就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这些女孩子的年龄在9岁至14岁之间，她们的容貌和生活经常成为骚人墨客笔下的题材。其实以容貌而论，一般来说仅仅端正，惊人的美丽并不是选择的标准。至于她们的生活，那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风云际会，像慈圣太后的经历一样，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宫女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也许配给某个宦官作伴，即所谓“答应”，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养老打杂。经历过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后老病而死，还不许家属领取尸体。她们的尸体经过火化后，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极为罕见的机会居然在1581年来到。这一年冬天，慈圣太后跟前的一个宫女偶然地被皇帝看中。这个年轻的宫女就是后来所称的孝靖王娘娘，万历称之为恭妃王氏。她在和万历发生关系以后不久就有了身孕。万历起初还不敢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所以到1582年阳历3月，他一日而娶九嫔的时候，她还不在其选。等到后来太后发现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因有了抱孙的机会而大为高兴。王氏在7月被封为恭妃，8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子被命名为常洛，是万历的长子。当时宫廷内外喜气洋洋，诏告全国减税免刑，而且特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朝鲜国王。但在各种正式文书之中，常洛的头衔只是皇长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头衔必须经过正式的仪式郑重册封。
1582年可谓多事之秋。朝廷上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接着发生，元辅张居正没有来得及参与这次大庆，竟溘然长逝。开始得病，据说只是腹疾，有的医生建议用凉药下泄即可痊愈。但不久即病情转剧而至不治，这实非意料之所及。
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万历皇帝失去了
但是热恋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8个不同的女人所生。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侍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的历久不衰。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据说，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他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万历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的这一柔弱的印象。在这忙碌的1582年，他励精图治，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有关人事的安排，都由他亲自作出决定。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
但是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对万历来说，第一件事情是使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那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这个朝廷。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分为两派，要就是拥护张居正，要就是反对张居正。拥张派的官员过去依靠张太师的提拔，他们主张夺情留职，在张太师得病期间公开出面为他祈祷；反张派则认定张居正是巨奸大猾、伪君子、XX者。在1582年，当皇帝本人还没有对过去的种种彻底了解的时候，朝廷里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有利于反张派的一边。皇帝也还没有明白，继张居正而为首辅的大学士张四维，他虽然也出于“大张”的提拔，但和自己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相善而与大伴冯保有隙。他更没有想到，这时的张四维还正在利用反张的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的被参是从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概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故太师张居正有关。他们劣迹多端，而细加推究，其所以胆大妄为，后边盖有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而参与者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
从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几个月之间，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大学士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即预筑皇帝的陵墓，以此来分散皇帝对张居正事件的不快。1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500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
如果说万历确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他的廷臣却正在勇往直前。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继续发展，事情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这几个月之中，几乎所有因触犯故太师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降为庶民的复职，充军达地的召回。至于这些人所受的处分是否咎由应得，则不在考虑之列。但是清算运动还有一大障碍，就是司礼监太监冯保。他和张居正串通一气，至今还掌握着东厂的锦衣卫特务，如果不加剪除，毕竟后患无穷。于是又由冯保的下属，两个司礼监宦官出头直接向皇帝检举：万岁爷的亲信之中，以冯保最为狡猾。他假装清廉，但前后接受的贿赂数以亿万计。甚至在张居正去世之日，他还亲自到张家取出珠帘五副，夜明珠九颗，都是无价之宝。万岁爷理应把他的罪状公布于天下，并籍没其家产。他们的说辞娓娓动听，除了冯保的遗缺司礼监太监和东厂应由他们两人分别接替以外，所有想说的话都已说尽。但是皇帝还在犹豫：
“要是大伴上殿吵闹争辩，又当如何应付？”
宦官启奏：“万岁爷，冯保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妄为！”
于是依计而行，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欺君蠧国，本应叛处极刑，姑念尚有微功，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这位大伴从此终身被软禁于南京孝陵，死后也葬在孝陵附近。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因为从法律观念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拥有财产，这是出于皇帝的恩典和赏赐。皇家的恩典在冯保身上一经撤去，抄家即为应有的文章，无须多作解释。没收所得的财产，虽然不能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极为可观。万历皇帝对此既喜且怒：当时皇弟潞王成婚在即，这批珠玉珍异正好用得其所；而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许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了什么程度！
依此类推，还应该没收张居正的财产，因为他比冯保罪恶更大而且更富。但是万历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集。所以，在冯保被摈斥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本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未批回答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侍朕冲龄，有十年铺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然而在两年之后，即1584年，万历就改变态度而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郑氏在1583年由淑嫔升为德妃，1584年又进为贵妃，这几年间已经成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妇女，万历的种种重大措施，很难说她未曾与闻，因为对皇帝，在当时没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皇帝的心肠才陡然变硬。至于慈圣太后家族和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张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饬，受到监视，对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检点。等到张居正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武清伯被提升为武清侯，整个朝廷的倾向，由于对张居正的怨毒而转到了对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而向慈圣示意，这同样也非外人能获悉。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纳，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人所构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自己洗刷，主要有两大问题。
第一，高拱坚持他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前就已看出了冯保的不端并决意把他摈斥。冯保一贯卖官鬻爵，但最为不可忍受的是，当1572年皇太子接见百官时，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宝座旁边不肯退走。百官向皇太子叩头行礼，也等于向阉人冯保叩头行礼。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书中接着说，当著者摈斥冯保的行动尚未具体化之前，冯保抢先下了毒手，和张居正同谋，骗得了皇太后的懿旨，把自己逐出朝廷。著者承认，他当时确实说过皇上只有9岁，但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话，而只是说新皇帝年轻，怕为宦官所误，有如正德皇帝14岁登极后的情况一样。张、冯二人却把他的话故意歪曲，以作为诬陷的根据。
第二，即所谓王大臣的案件。1573年阳历
《病榻遗言》的作者高拱，坚决声称王大臣来自总兵戚继光的麾下。戚继光当时正在张居正的提拔下飞黄腾达，要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如高拱所说，岂不要招来极大的麻烦？经过一番策划，冯保等人定下了反守为攻之计，决定借用王大臣作为把高拱置于死地的工具。于是冯保就将两把精致的短剑放在王大臣衣服内，要他招认是受高拱派遣，前来谋害当今皇帝。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他可以无罪并得到一大笔报酬。张居正则运动鞫讯此案的文官，要他们迅速结案，以便处死高拱灭口。
冯、张的计划没有实现。负责审讯的文官不愿参与这项阴谋。王大臣也觉悟到如果供认谋刺皇帝，下场决不能美妙到不仅无罪，而且领赏，于是在东厂主持的初步审讯中翻供，暴露了冯保的教唆和陷害。这时冯保陷入困境，乃以毒药放在酒内，逼令王大臣喝下去，破坏了他的声带。两天之后公开鞫问，由于犯人已经不能言语，无法查出真正的结果。王大臣仍然被判死刑，立时处决，以免牵累这项阴谋的参与者。
皇帝听到这一故事，距离发生的时候已有10年。他虽不能判断这一切是否全系真实情况，但至少也不会毫无根据。因为他还模糊地记得，10年以前，宦官告诉他有坏人闯进宫内，而且
高拱在生前就以权术闻名于朝官之间。这一《病榻遗言》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还大可研究。即使确系他的手笔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节的真实性也难于判断。但当日确有许多人坚信书中所述真实不虚，许多证据十分可靠。遗憾的是此书问世之时，差不多所有能够成为见证的人都已离开了尘世。
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别论，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对
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继续被揭发。有一种说法是张居正生前竟有谋反篡位的野心，总兵戚继光的精锐部队是政变的后盾。持这种说法的人举出两件事实作为根据。其一，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所出的题目竟是“舜亦以命禹”，就是说皇位属于有德者，应当像舜、禹之间那样，实行禅让。这样居心险恶的题目，对张居正为劝进，对天下为舆论的准备。其二，张居正经常处于佞幸者的包围之中，他们奉承张居正有人主之风，而张居正竟敢含笑不语。对于前者，即使真像旁人所说，过错也并不能直接归于张居正；对于后者，不妨目之为骄奢僭罔，这些都还可以容忍。最使万历感到不可饶恕的是张居正对别人奉承他为当今的伊尹居然安之若素。伊尹是商代的贤相，辅佐成汤取得天下。成汤去世，又辅佐他的孙子太甲。太甲无道，伊尹就废之而自代。经过三年，直到太甲悔过，伊尹才允许他继续做商朝的君主。由于十年来的朝夕相处，万历对张居正毕竟有所了解，他并不相信张居正具有谋逆篡位的野心，然而张居正以师尊和元辅的身分经常对皇帝施加压力，难道不正是当年伊尹的翻版吗？张居正成了伊尹，皇帝自己又岂非无道的太甲？
对于张居正及其遗属的处理，在1583年夏季以前，万历已经褫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撤销了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到的太师头衔。尽管情况仍在进展，但是他仍想适可而止，以全始终。又过了一年，即1584年阳历5月，辽王的王妃控诉张居正生前出于个人恩怨，又为了攘夺府邸而蒙蔽圣聪，废黜辽王，理应籍没。这时万历觉得张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实属罪无可逭，因此下决心同意了这一请求。
张居正死后两年再被抄没家财，在技术上还造成了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况。按本朝的习惯，所抄没的家财，应该是张居正死后的全部家财，这两年之内被家属花费、转移的物资钱财必须全部追补，即所谓“追赃”。而应该追补的数字又无法有确切的根据，所以只能根据“情理”的估计。张居正生前毫无俭约的名声，负责“追赃”的官员即使意存袒护，也决不敢把这个数字估计过低。张居正的弟弟和儿子在原籍江陵被拘留，凑缴的各种财物约值白银10万两以上。这个数字远不能符合估计，于是执行“追赃”的官员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拷打。张敬修供称，确实还有白银30万两寄存在各处，但招供的当晚他即自缢身死，几天之后，张家的一个仆人也继而自杀。
抄没后的财物110台被抬进宫门，其中包括御笔四纸，也就是当年皇帝赏赐的、称颂
在抄家之后，有两个人呈请皇帝对张居正的老母额外加恩。万历一面批准以空宅一所和田地1000亩作为赡养，一面又指责了这两个呈请者。大学士申时行遭到了温和的申诫，刑部尚书潘季驯则由于夸大张氏家人的惨状而被革职为民。
事态既然发展到这一地步，万历已经无法后退。对这两年的一切措施，也有必要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要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并无裨益，所以，在抄家4个月之后，即1584年阳历9月，才正式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籍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现在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24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15年了。对他来说，这15年似乎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即使是一年以前，他的爱妃郑氏生下皇子常洵，也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出，皇帝陛下正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上一年，他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然而万历陛下的一朝，是本朝历时最长的一朝。此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在他当政的年代里发生，1587年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这一年阳历7月，正当元辅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髫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几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年草创伊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以后扩充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讲书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筵”。此即在左顺门暖房内所设的酒食。这酒食为光禄寺所备，各官按照品级职务就座；其中的讲官、展书官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座于同阶官员之上。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礼，他都要引咎自责。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早就担任过先皇隆庆的讲官。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他匍匐了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块的特点。经筵的令人厌倦之处，他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然而首辅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52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现在身为首辅，位极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无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
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溽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膨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12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奏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经筵讲到70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艰难，“上了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更应该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这么多的语句细诉他的困难，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所以看来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太久。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这些问题都属于可以通融之列。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朝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时行官居首辅已4年。他自称未老先衰，其实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表面看来，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因为1582年前后，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见用。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士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15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在职仅7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 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焕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诰敕，诰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铤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1100多个县令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鬲，中外睽携”，如果继续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20000人，其中京官约占1／10。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苎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徐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悬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阳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云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鹧鸪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鸟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罴等等。监察官员亦称“风宪官”，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诱以“獬豸”。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皇帝特赐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申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袍。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处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恻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诰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诰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获得诰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镌刻着新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经眼。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借命又可以传之百世，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恩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两得。首辅申时行深深了解其内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辅许国代呈，辞去他本人应得的升迁，而以相等的荣誉表扬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京官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说。他们无例外地从小熟读“四书”。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释，既为官方确定，奉为正宗，则他们也早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他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对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这些需要和感情，那么他也不得不尽力使其他人能获得他们的需要和发挥他们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譬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嫂嫂应当敬爱而又经常保持距离，但是当嫂嫂掉进水里，那就不是再保持距离的时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这种原则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权。这些关系，文官们也无疑地了如指掌。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明理之人，他们也具有无背于圣贤之道的幽默感。这种爱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们谈论揶揄鸿胪寺礼官时表现无遗。他们所谓“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对于这几位赞礼官古怪的声调作了很准确的描写。虽然有行礼时候，他们个个一本正经，散班之后却总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譬如说礼官自己忘了转弯，唱转而不转，武臣不等赞礼官唱跪而先行下跪等等。
这些为数两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备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他们身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应感化其他文官，而后者也就应该具有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1100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骇人听闻的处罚如凌迟处死，也应当早已废止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么多身穿獬豸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皇帝也无须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可见理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否则申时行在执行职务时一定会大感轻松，而以下所叙的事情也不至发生了。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限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1100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方官必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对这种考核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的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申时行既然身居首辅，他不能不感到这种局势的危险。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给朋友的信内提到这个问题，深深感叹这种公私“阴阳”的区别。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他自己还不是依靠张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张居正一案已成过去，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正因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为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然而还有人比他更为务实，认为所有伦理道德全是空中楼阁，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和一种装饰。对这种看法，申时行也不能同意。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100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
闻，莫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这种人物具有这样看法，则内阁首辅虽然承认现实，却又不能放弃理想。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士所谅解。他有时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有时则被指责为“首尾两端”，即遇事左顾右盼，缺乏决心。但是申时行却并不因这些批评而改变作风。旁人处在他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较直截了当的硬性办法。申时行之“蕴藉”，半由天赋，另一半则因为在前任和后台那里得到的教训。张居正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张的作风办事，至少也是没有头脑。今日他端坐在文渊阁中张居正留下的公案后边，当然不能忘怀张居正当年的神情气概。这位烜赫一时的首辅，确乎把他申时行当作门生和属吏。但也正因他申时行能够虚心下气，才有进步成长的机会，而终于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
他的前任和后台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厌恶高拱，而对张居正却表示好感。甚至他为了获取首辅的地位，不惜与大伴冯保周旋，并以此得到慈圣太后的垂青种种情节，也得到同僚的谅解。1572年他开始为文渊阁主人，确实是一帆风顺。然而在10年之后竟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的主角。申时行对这一悲剧的内容十分了然，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他只是从这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张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加强行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长，但就是在此专长之中，伏下了失败的种子。这其中有很多复杂情况，是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
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本朝1100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300倍到500倍之间。
当一个县官详细察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很多难于置信的事实。这足以证明我们所称为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比如说，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间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县份的耕地几个世纪都没有作过系统的丈量，其间有的增加，有的减少，甚至该地区的地形都有了改变，过去所定税粮数额，可能已与现在实际情形大相径庭。至于土地的所有权，经过几易其手的典押，有时也难以认清谁是真正的地主。
有些县份的税额很低，粗粗一看，似乎必须提高税额，至少这样的县份再也不应该有税粮的积欠。但实际情形是，由于原来税额低，不少农民已升为地主，而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仍去饥饿线不远，他们的生活与农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是说，低税的实惠，早已为当地人视作当然，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税欠粮的事情，不能因全县税低而遏止。
有些县份的税粮比较高，这就更不可能如数进入仓库。在一般情况下，收税达到一定的税额，例如某县已征收了税额的60％，则再催征其余的40％极端困难。即使富裕的地主也会仿效贫穷的自耕农拒不纳粮。他们根据多年经验，知道一个县官无法长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常常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税。县官对欠税的户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为其他欠税者戒。然而这些欠税人也另有对付的办法，他们可以贿赂衙役，雇佣一批乞丐代他们挨打，称为“倩人代杖”。南直隶苏州府向称鱼米之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区。申时行生长于苏州吴县，对这些情况已司空见惯。张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积弊，所以他给别人的一封信说苏州以赖粮著名，“其乡人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数字外尚有所谓“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县官如此，以下村长里长甲长也无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而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敛财，必然会通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这种批评也许过于夸大，但是张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却也是事实，同时也和平素利用乡村替老缙绅所行“间接管制”的形式不符。这种间接管制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所需，它在成万成千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从客观条件来看，张居正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张居正一心改弦更张，10年“专政”之后，各地税额并没有调整；地方政府仍然无法管理农村，官吏薪给之低，依然如故。总之，这种维新不过是局部的整顿，而非体制上的变革。张居正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他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的诚信仍有问题。因为撇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属下的低级机构，依然处于各种各样不合理条件之下，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
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作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这在旁人看来，就是上下其手；以气节自负的人，自更不愿向他低头，以免于趋附权势的讥讪。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举一个例子说，他个人物质生活的奢华惹人议论至多。数年之前，小皇帝万历听说
张居正的最后几年里，对他的批评者非常敏感，而对有名的文士尤甚。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华美的文章大言欺人，决不会对他崇实的作风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视此种人为寇仇。如果申时行有机会对他前任和后台老板发牢骚，他一定会指出张居正对待这般人的态度未免过分，而且由此而牵累了自己。因为在这些人眼中，他总是张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论，张居正对待一般文人，确乎过于偏激而有失宽厚。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拔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触怒他们。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进士，按理说应该情谊深厚，然而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汪待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斫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申时行没有做烈士的决心。他坐在前任的书案之后，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种错误，他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恕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刚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但也与个人利害有关。
他在初任首辅的两年内，曾一再感到风雨飘摇。当日凡被目为张居正的私人，都要费一番心力，为自己洗刷。申时行固然有忠厚长者的声名，但是他与张的密切关系，也早为人所共知。纵是他是当今皇上老师，亦于事无补。这时候万历皇帝年已19岁左右，嘴唇上和颔下已长出了稀疏的短须，俨然一个成年人了。他声称过去被人愚弄，今后当彻底地独立自主。皇上要振作，当然是好事；然则他的动机却出于疑忌。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职务上的危险性。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时行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紧。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而对着这布置周详的攻击，申时行险些垮台；再加以高启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悬崖边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顶住了这种攻击。在这危机中摇而不坠，以后重又站稳了脚跟。这是申时行生活史上的一大胜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趋巩固。
高启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由于申时行的推荐，他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按照过去成例，他之被任为大学士已是指日间事。和申时行一样，他还很可能为来日之首辅。只是高启愚命运乖违，正在官运亨通之际，忽然被人检举。几年之前他主持应天府乡试所出试题“舜亦以命禹”，这时被认为宣扬禅让，即是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在有德者则君临天下的前提内，这也就是向张劝进。这一攻击既阴险又毒辣，因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击者预料，高启愚为申时行提拔，在这严重罪状面前，申必然要出面为高辩护，于是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搞垮申时行。
果然计出如神，案件一发动，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又如预料申被参离职家居待勘，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过几天也被参劾，也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没有预料的，乃是这一场大风浪，使万历皇帝作了长时间上的考虑。他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逐渐明白了这些检举参劾的真实用意。何以这群“保皇党”当初在高启愚出题劝进的时候一言不发，今日张居正已经倒台则又振振有辞？可见他们也另有其“阴”。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主持会试的门生，如果搞垮申时行和许国，即可以拥护王锡爵担任首辅。事不凑巧，王锡爵表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皇帝上书称赞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
于是圣意乃决，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两位阁老家里央请他们出来视事。攻击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喙。但是为了保持文官间的平衡，也为了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直到数月之后风波平息，万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级，首先参劾高启愚的御史，也调到外省；至于高启愚为生事之端，即便从轻处理，也不能认为全无过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张居正一案的余波，到此才完全结束。故太师的头衔既然被褫，家产也已没收，儿子进士翰林的名称又经一笔勾销，今后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动，自此朝廷内的文官还要互相攻击，则必须另找新的题目来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张居正的骄奢无道或者窥窃神器上大加发挥了。
等到这一案完全结束之后，申时行才有机会平心静气地研究事情的真象。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真正关心张居正的儿子如何进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风水好坏的恐怕很少，甚至借这个题目可以拥戴首辅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应当注意的仍是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气愤，因此反对者不一定要费很大的气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间对故太师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兼讲官高启愚、礼部尚书徐学谟和他申时行自己。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獬豸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
1585年，万历皇帝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申时行也决心防止这样的政治波澜再来掀动本朝的上下机构，他呈请皇帝停止张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为了有效地管制全国各府县，这一考成法规定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各地方官的政绩，其标准为欠税是否能够追缴，盗匪是否能够擒获。官员前案未结，就不许升迁离职，甚至有些已经退休或正在养病的官员还要被传询答复问题。现任首辅申时行认为这种方法有欠公允。因为税收能否如额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决定于县令府尹的能力和办事精神；匪盗就擒或漏网，更多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上官不顾困难，一味逼迫下属，下属又逼迫兵丁捕快，就会促成许多嫌疑犯屈打成招，这也不是清明宽厚的本朝所宜有。万历听罢首肯。这样，张居正时代惟一有组织性的条例也就此撤销。
为了表示胸襟开阔，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则是他替邹元标说好话。这一位邹元标，除了上书触怒圣颜之外，还帮助反对申时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儿女亲家徐学谟。万历本来想重办邹元标，申时行出来讨价还价，终于使邹没有受到廷杖，仅以除籍了事，而在邹元标离职以后，申时行还在设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复职。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宣扬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诚意。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将被考核。各地巡抚由于带有都察院御史的头衔，所以也同于京官在考核之列。与他前任1581年的原则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随即消息传来，政府让大小官员各安其位。于是众心欣慰。京察的结果，凡由进士出身的职官只有33人降级或罢免，而且这33人，没有一个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富敏感的机关。这种恕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他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
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概言之，即已经由协调进而为亲密。册封万历的宠妃郑氏为皇贵妃时，他被委为正使之一。申时行又奉派为总揽大峪山今上陵寝的建筑工程，并已到施工之处巡视多次，一次在严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报告一切进行都很顺利。万历龙颜大悦，特赏首辅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
反对申时行的则仍称他为妥协，一味只顾目前适用，放弃原则。申时行当然有他的办法答辩。他表示，要是不恢复百官间的彼此信赖，怎么可以使他们大有作为，为皇上推行开明的政治？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申时行的立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纪录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
推广诚意的方式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然而最近以来，申时行已经不能劝说万历皇帝出席他应该主持的礼仪，经筵也久被搁置。
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可是无情的时光，究竟还有多少让申时行来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为首辅已四年有半，今后还有四年，他仍为文渊阁的首长。在他不知不觉的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那么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燎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未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忿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宪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XX”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吏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
在御字48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棺椁之间。他所宠爱的贵妃郑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于她被认定是国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里一座寂寞的冷宫中，和她的爱子福王永远睽离。福王本人也是一个祸患，据说万历生前赠给他的庄田共达400万亩。由于成为众人怨望之所集，也没有人敢为他作任何辩解，说这个数字已经被极度地夸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银每年未逾20000两。
奇怪的问题是，皇位的继承问题早已解决，万历皇帝又龙驭上宾，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之争，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每当提及往事，就有许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以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已经分裂为若干派别，彼此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宇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这种气氛，不消说令人悲观。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熹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
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枢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首脑。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9岁。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立常洛为太子。于是，以申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皇帝当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辞呈，因为他们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在这一妥协的条件下，各位大学士才回到文渊阁继续办公。
在这一年里，群臣遵照万历的意见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但却都感到了气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怀疑申时行已经为皇帝所利诱，而在运用他的声望引导京官，使他们拥护常洵。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以上的提议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使申时行感到窘迫。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申时行纵然以长厚著称，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就在这时候，他又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那一年的阳历9月，福建金事李琯参劾首辅，说申时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寝工程出了问题，按照他的情报，地基内已有水涌出。这位远在数千里外的地方官，冒着丢掉前程的危险来参劾首辅，其目的不外乎公开警告申时行：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位上书言事的官员在事后被革职为民，但在文官们看来，这种牺牲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声，而他的计算如果正确，他日复职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阳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体文官为之瞠目咋舌。朱批说，他早已声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把立储延后。这种故意的节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忧虑，人君如此缺乏诚意，他将用什么来维持威信，统治国家？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这一朱批，并希望他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能付诸实现。因为申时行正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
这样重大的事件逼得当时值日的给事中参劾申时行，参劾的措辞还十分严厉，说他“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陛下尚宽而不诛，高庙神灵必阴殛之。这意思说，申时行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处罚，洪武皇帝的神灵也会对他加以诛戮的。
万历皇帝开始并没有体会事情的严重性。他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并命令申时行照常供职。申时行准备遵旨回到内阁，然而文官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很明显，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僚的信任。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途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慰留也无济于事。要是再恋栈不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在听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之中，没有人取得胜利。立储一事竟惹起了如许风波，使两个大学士相继离职。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万历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洵，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这是与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违背的，而且流血之后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基于双方的这种考虑，就形成了暂时的僵持局面。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200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这样—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4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20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孛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宫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国之后，事情仍然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陈辞，请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来，美人就是引诱人做坏事的一种因素。跟着就是谣言蜂起。有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宫闱中已产生了各种阴谋。有人说，在宫中发现了木刻的偶像。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精于巫术的人每过七天给这个偶像插上一根针，偶像所摹拟的人就会病入骨髓，百药罔效。难道贵妃郑氏真想用这种方法置常洛于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还发现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又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个大学土沈鲤，在文渊阁的大门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十项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时候，他就站在牌前低声诵读，念念有辞。不久，宫中就传遍了沈阁老的谣言，据说他在一块写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诅咒。皇帝十分惊奇，叫人把木牌取来过目，看过之后随即斥责宦官胡说八道，无事生非。
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日不仅口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在4个多世纪以后定陵的发掘中才得到澄清，因为墓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她和万历相遇的那一年刚刚16岁，万历则是18岁。
木板印刷的发达不仅使这些书籍大为流行，而且还使一些不署名的传单和署假名的小册子不断出现。这些传单和小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紧张气氛，使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卷进了这个继承大统的漩涡里。有一张传单，即所谓“妖书”，竟公然声称太子不久就要被废，福王将奉召回京正位东宫，并且指出这一阴谋的参预者及其全部计划。皇帝命令东厂锦衣卫严密侦缉妖书的作者，致使整个京城为之震动，不仅名列书中的人惊恐万状，其他无关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对文官集团而言，常洛和常洵的争执，不过是把他们早已存在的冲突更加带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彼此隔阂和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创建之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实物，也要加征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例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对这种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在各地区之间，这种收入则漫无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分，税收上稍加几分，县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个贫穷的县分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这些情形使得所谓操守变成毫无实际意义。
更难于判断的是京官的操守。他们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礼仪为名所赠送的津贴。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为数更多，这就无怪乎那位独立特行的海瑞要称这种年头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贴，还哪里谈得上一切秉公办理呢？
财政上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官都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完全驾驭下级的能力，因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级也拥有财XX；人事权则集中于北京，对下级的升降奖罚，上级只能建议而无法直接处理。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标准，申时行也没有能达到目的。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进，坚持“四书”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其中有一个顾宪成，所提出的抨击尤为尖锐。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决心要检举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员，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时行所苦心缝补的破绽。申时行的对付办法就是把他调往外省。
所以，在立储问题还没有对京官形成普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文官之间的冲突，即使起因于抽象的原则，也并不能减轻情绪的激动。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人看成毫无人格，他的对方也同样会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这种情形，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
第三个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时候，他就大肆制造了洪武皇帝本来要传位于他、建文皇帝只是矫诏嗣位的说法。功成之后，他又大批杀戮了拒绝拥戴他的廷臣和他们的家属。第六代正
统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战的时候被对方俘虏。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后，拥立他的异母荣登极，是为景泰皇帝，俾使瓦刺不能以当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为谈判的要挟。最后瓦刺由于无利可图，只好把正统皇帝送回北京。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于是正统被称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宫优游岁月，实则乃系软禁。7年之后，拥戴太上皇的夺门复辟成功，改称天顺。功成之后，拥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残酷的对待。被戮于西市的，就有功劳卓著的兵部尚书于谦。
1587年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经预感到如果皇
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今天无意中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来都可以拿来当作犯罪的证据。就算他们谨慎小心，缄口不言，也可能日后被视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样的危险，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连三地递上奏章以外，他们还刻印了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闹得北京城沸沸扬扬。
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一个不负责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张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要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这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但几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闷尚在无情的礼仪之外。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在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去世以后，礼部立即郑重制定了丧仪，宣布全国居丧27日，臣民全部服丧，帽子上缠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被麻带孝，不许穿着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纱帽的两翅而代之以两条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鸣钟3万响，昼夜不息。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的号哭，号哭15次，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响曲。
人们看得很清楚，慈圣太后之被隆重追悼，并不是因为她个人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代表，她的丧仪象征了全国臣民怀念慈母的养育之恩，也表现了他们对皇室的忠悃。不难想象，这些官员
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在消磨时光。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难道说守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14岁。他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江彬之见信于正德，也在于他的大胆和机警。他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有一处穿过面颊直到耳根。1512年，经过皇帝的面试，他就受到宠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离。过去正德已经在皇城里练兵，自从得到了江彬这样英勇的军官作为侍从，操练就更形频繁与正规化。土兵们被分成两营，皇帝自率领宦官组成的士兵为一营，江彬率领从边镇中精选的将士另为一营。部队的服装也与众不同，鲜明的铠甲上系以黄色的围巾，遮阳帽上插天鹅的翎毛，这些都增加了士兵们威武飒爽的气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争端是无可避免的，更何况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的专长。
最富有冒险性的事迹发生在1517年。当时鞑靼小王子伯颜猛可屡屡犯边，这一年又率领五万骑兵入寇，围困了本朝一营官兵。皇帝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们对这一惊人之举竭力阻挠，首先是一个视察长城的御史不让他出关。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解决，他随即下令解除这个御史的职务而代之以一个宦官。他出关之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即不让任何文官出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
当皇帝得胜回朝，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开仓库，取出各种绸缎遍赏百官，要求他们尽一昼夜之力制成新的朝服接驾。由于过于仓粹，文武官员胸前的标志弄得混乱不堪。原来颁赏给有功的大臣的飞鱼、蟒袍等特种朝服，这时也随便分发。官员们所戴的帽子，式样古怪，由于皇帝的亲自设计。接驾的仪式也来不及订出详细的规定并事先演习。陈列在大道两旁、歌颂御驾亲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布幔，因为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官员们只能照写上款，并且不敢在下款称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霏霏，百官鹄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无数火把簇拥之下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皇帝在城门口下马，接过首辅奉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驰马赴豹房休息，百官则依旧狼狈地踯躅于泥泞的街头。
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宫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有的监察官自己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他们强调说，我军伤亡达600人，而鞑靼却仅仅有16人战死。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石。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士之上。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由于鞑靼始终避免接触，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能无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这9个月之中，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然后是数以百计。廷臣剀切地陈奏，京城无主，随时可能发生变乱。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级为公爵，如果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他质问说，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
对这些谏劝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有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舆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鹧鸪、獬豸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员联名诤谏劝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们就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其他官员已经跟着递上了奏本，名为谏阻，实则颇有论辩并含有集体示威的味道。皇帝大为震怒，在江彬的建议之下，所有跪劝不去的146个官员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则为皇帝温旨慰留。
发生了这些纠葛，南巡的筹备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到秋间才得以成行。这次旅行与巡视北方不同，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而专为游乐。江南的秀丽风光使正德乐而忘返。然而乐极生悲，在一次捕鱼活动中，皇帝所自驾的轻舟倾覆，虽然获救，但已使圣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迎接今上万历的祖父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一个富于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败伯颜猛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宫中的妃嫔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宫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人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后被谥为“武宗”。从传统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溢号。这时候他的亲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军队。文官们以召集开会的名义骗他进宫，一举而将他拿获。他的下场是凌迟处死，家属被没收为奴婢。宣布的罪状，除了引诱大行皇帝做坏事而外，还有勒索私人财产、奸污处女和寡妇等等，无疑是恶贯满盈。
当今上万历皇帝在1572年登极，他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经去世51年了。虽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为仍然没有被人忘记。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其实也是把他纳入规范的一种节目，其目的在于使他懂得皇位的继承乃是国本，必须取得众人的公认而不能凭一己的好恶作出不合传统的决定。
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复。
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快。其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溽暑而晕倒。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解职归田23年以后，申时行在原籍苏州度过了他按中国习惯计算的80寿辰。万历皇帝已多年不见他的老师和首辅
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堂”。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可是很显然，不论是站在太湖之滨看着无情的浪涛拍击已被溶蚀的崖岸，还是坐在书房里用典雅的韵文描写着烟雨霏霏的江南暮春，他都没有能忘情于世事。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后由家人结集镌版，是为《踢闲堂集》。书中诗文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广泛；但是一有机会，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总是很自然地在笔下流露。诗文中有不少暧昧、隐晦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他的一生功过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这种看法具有信心。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闲居以后，这位昔日的首辅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因为形格势禁，他只能用调和折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扪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当然听到过别人的批评。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的记录却如同一张白纸。对这些抹杀事实的意见，申时行自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如果真像批评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然则申时行自己明白，他没有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至少，他这个皇帝的最高顾问，没有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决继承问题。他竟为此而去职。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人犯了错误，那他申时行的差失，也不会比旁人更严重，最低限度不会与二辅许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身居首辅，处心积虑地想在幕后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个难题，而许国偏偏不能体恤时艰，将折冲于樽组之间的底细，全盘托底公布，以致弄到不可收拾。
申时行虽然号称谦虚抑让，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境界。他无意于接受那些在他看来是不中肯的批评，否则，他又何必把过去的事实和自己的看法来回反复地写入自己的诗文里，而且嘱咐儿子们在他身后结集刻印？显然，他期望后来的读者稍一思索，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义，并且承认他的成就超过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读《赐闲堂集》，恐怕多数读者可以承认，申时行在文渊阁的八年半时间里并非完全尸位素餐。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就带有间接性，而他在执行时既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这样，他的成绩就很少为人所理解，也更少为人所仰慕。举一事即可为证：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以外就一无可取，那么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黄河泛滥问题，一定比实际情形要严重得多。
自古以来，治理黄河就是我们帝国的一大难题。由于河水流经黄土高原，疏松的黄土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沉积于河床；河床过高，一旦遇到洪水，就极易冲决河堤，造成严重的水灾。每次决口，生命财产的损失均不可胜记。
可是对于这一问题，中枢的唯一办法，就是责成总理河道的御史妥善处置；其中技术上的问题和人力物力的动员，都需要这位钦差大臣在他职责范围之内就地解决。根据过去的经验，大规模整理河道，地区往往涉及数省，有时填高凿低，等于改造地形。在这样巨大的规划之中，自然会有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有时尚未开工，争执已起。所以中枢虽不直接领导工程的设计和进行，但是它所采取的立场，却必然对全盘形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参免职，而他的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
首辅申时行所赏识的治河专家是潘季驯。这位专家提倡“河道紧缩说”。黄河所以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对于这一点专家们都无异说，但在解决的方案上则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建议加宽河道，他们认为河道宽则水流畅。潘季驯则以为河道宽则流速小，流速愈小则泥沙沉淀的机会愈多，经过若干年月之后，河床就会愈积愈高。他主张，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紧，同时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凿引入黄河，以增加黄河的流速，照这样的办法，可以不需要经常疏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他归纳上述方针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议，河堤不能几十里、几百里相连不绝，应该预先在河水汹涌的地方留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后筑成第二、第三道的“遥堤”，和第一线的河堤之间构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处突破第一线，流至遥堤，流速已经降低而储蓄在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扩大其危害。
在河堤合龙和迫使河水改道的工程中，潘季驯使用“柳辊”作为有力的工具。这种柳辊通常长150尺，圆周20尺，制作的方法是先用植物和泥土像织地毯一样构成长块，再用大树和绳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后把这块“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树枝和大绳索四周拥紧。这一用泥土、树枝制造的大圆柱体遇水可以膨胀，因而不致被急流冲走。每一柳辊由成百上千的民工拖运到选定的地点，当地尚有上装大石块的舢板，早已准备停当。柳辊就位，舢板凿沉。随着一声号令，大批的民工，把他们已经摆在肩上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堆放在这仓碎抢护而成的土堤上。待到决口堵塞，再逐步把堤坝加固。很多地段日后还加砌花岗石，远望一线白色，颇为美观。
对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无力支付所有的费用。通常发给的款项，仅能在初步设计时作筹组全局的办公费。兹后总理河道的御史被派为当地的总督，有的还带有尚书、侍郎的头衔，以便于他在许多府县征用人力物力。所有的民夫、工具、粮食、医药和交通、通讯等等都要就地通盘筹措。所以，这一位总理河工的大臣除了工程经验之外，还必须要具有操行无可疵议的记录，这才能深孚众望，动员这许多府县的地方官，指挥如意。
潘季驯过去治河多年，无论经验或者声望都符合上述条件。他在1584年已官至刑部尚书，当时为了代张居正的家属求情，触犯圣怒，因而被革职为民。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开始的时候委派了一个没有多大声名的官员采取了若干紧急处置。1588年，在讨论总理河道大臣一职人选的时候，潘季驯的名字有人提到，但没有人敢向皇帝作坚决请求。正好这时候皇帝自己提出这一职务应当由“老成才望”的人充任，所以申时行才示意给事中荐举起复潘季驯，事情得以顺利通过。申时行还怕有人议论，又正好万历召见他面询其他政务，他就在谈话中插进了“皇上留意河道，拔用旧人，一时在任，皆称谙练”这些话。这谈话纪录一经给事中办公室抄写公布，潘季驯之出任“总督河道兼理军务”一职，也就等于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反对他的就不能随便议论了。自此在申时行任首辅的年月中，潘季驯一直负责治河，成绩卓著。而到申时行离开文渊阁以后不久，他也被参劾而再度罢官。
在文渊阁的八年半中间，北方边防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也是申时行引以自豪的政绩。其实当时危机并未消失，只是依靠他处理得当，才未酿成大变。
1590年，本朝的一员副总兵李联芳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地方陷于蒙古军队的埋伏，力战身亡。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张应当兴兵讨伐。这时候万历皇帝已很少在公开的场合之下露面，由于这一重大事件，他破例举行早朝，朝罢以后继续和各位大学士讨论对付的办法。万历同意多数廷臣的意见，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然而申时行则持有不同见解。
申时行的看法是这样的：50年前，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号召下组织成一个同盟，势力所及，东西连亘两千里，与本朝军队屡屡作战，杀伤军民不计其数。到了1570－1571年冬天，俺答改变宗旨，愿意约束各部不再犯边，而以赏赐给他的津贴和互市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廷臣讨论之后鉴于和平的局面对本朝有利，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还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部落首领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名义。
俺答对这修好的条约忠实履行不渝。他去世以后，儿子黄吉台尚能维持现状，到了孙子扯力克，就已经没有约束各部落的能力，全蒙同盟名存实亡。在甘肃、青海间活动的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尤其不受节制，经常向西南方向骚扰。一旦被质问他们就声称是“抢番”，即抢劫这一带的回、藏诸部，而并非侵犯天朝。这种做法使他们既保持了赏赐和互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
1590年，本朝的一个被称为“方大醉”的下级军官，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境，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准备答话，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发，举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汉，致使他第二天创发身死。于是军中群情激愤，坚决要为他报仇。洮泯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遇伏阵亡。报告送到北京，议论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张停止互市，出兵作战。顺义王扯力克也作了战争的准备，渡过黄河，即将陷洮河，入临巩。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然而在申时行看来，情况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他不能相信扯力克已经下定了全面战争的决心，因为他的同盟并不团结，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愿意放弃互市的利益而与本朝作战。如果和平的希望没有断绝就决心接受全面战争，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办法。边境上发生这样的事件，确实暴露了本朝的弱点，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但补救的办法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内部的力量。如果边防军的空额都已补足，各边镇的仓库充实，以游牧民族耳目之灵通，他们是断乎不敢轻易挑衅的。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蒙古人贸然交兵，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这联绵几千里的边防线，终归是要被对方冲破的。说到底，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而对方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
这一次处理边境危机的经过，更清楚地阐释了我们帝国的特质，从此中看出：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一般说来，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然则在紧要关头，皇帝左右全局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就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申时行因为有了万历皇帝的支持，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实在是XX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擢升，初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首辅和万历在1590年阳历
4天之后，原来掌管京军训练、带有兵部尚书衔的郑雒被派为北方各镇的经略。这时甘肃、青海边境的形势已经稳定，本朝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击，蒙古铁马大举内犯的可能性也没有成为现实。1591年初，郑雒乘卜失兔企图与火落赤会合的时候，突然袭击其侧翼，截获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给养，同时又按照申时行“清野”的指示，让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并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庙和最近运来的木材付之一炬。很多草地也以“烧荒”的方式加以破坏。扯力克看到继续往西南移动没有前途，也就率领主力返回黄河东北。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但是，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就只能永远放弃了。
首辅申时行的执政纪录相当复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即令时至今日，也不是易于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话，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提到申时行和扯力克之间的这段纠葛，更想不到他和下一个王朝的创业人还有过这一段因缘。在历史学家看来，申时行一生做官执政的最大功罪都应以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为始终。
多数文官对申时行深感不满。最初万历皇帝起下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就已经是不德不义了。申时行身居首辅，他自应以去职力争，不得已就应当以生死力争。他是第一个可以在御前说话的人。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态度，即使因此而去职甚至牺牲，他的继任者也会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加上廷臣的舆论又是如此一致，皇帝就会被迫接受公议，以后的僵局也就不会发生了。
作这样评论的人完全忽略了申时行的性格和他的处世方针。正由于态度温和，申时行才获得皇帝的信任并建立了亲切的关系。多年来，这位首辅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间的绝对权威而又不能掺进他个人的爱憎，这本来就不容易恰到好处，而要申时行采取硬性办法督促，事实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指斥申时行有意让皇帝拖延立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官方记录所载，还在常洵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曾呈请皇帝早立常洛为太子。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就以明确的方式提了出来，见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谓为远见卓识。
立储问题会成为万历朝中的一大难关，申时行在受命册封郑氏为皇贵妃的时候可能就有所预感。他当时位居文臣之首，这隆重的册封仪式自然需要他的参加和领导。他和定国公徐文壁在御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之中向右顺门进发。主管的宦官在门口恭迎。他们两人以在严稳重的态度把“节”、金印以及制册交付给宦官，然后再由宦官捧入宫中授与贵妃本人。这一套安排等于宣告于全国臣民，封妃的典礼既由朝廷中最高的文武官员主持，则被封的郑氏已非仅闺房之宠幸而实为国家机构中的一个正式成员。连带而及的则是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那么来日她的儿子常洵可能继承皇位，就不能说是全在廷臣预闻之外了。
但是万历皇帝却坚决地否认这种关系。他说册妃与立储是两不相干的事。申时行在册妃之日，曾奉万历之命，作诗歌咏其事。诗中有云：“汉殿俱矜宠，秦台早得仙，今朝被李赋，参和《小星》篇。”他深感天子虽为天子，仍不免有闺房儿女之情，因之万历提及他和郑贵妃的关系（详附录二），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首辅的估计并不正确。时间并没有成为有利因素。他在文渊阁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患补阙，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时行在1583年担任首辅。开头的两年，他的前任张居正一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天不弄得水落石出，万
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务必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有逼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臣僚可以请求辞职，首先由个人“乞骸骨”而延及集体，如果被革职，反倒被视为荣誉；皇帝不能让位推贤，他所能采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礼仪，不见群臣。1587年，当首辅申时行还只是顾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时，万历的朝廷已经朝这个方向迈进了。
在这一年还未到岁暮之际，皇帝所使用监视内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击。东厂直属于司礼监，下辖锦衣卫，其秘密情报为皇帝处理政务所不可或缺。情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市场上重要商品的价格、各个城门的进出人员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内火灾的情形等等，其中又万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从各处窃听得来的谈话。这种情报机关在本朝已有两百年的历史，早已成了政治体系中之一环。凭心而论，在本朝历史上，万历皇帝不能算是过分地运用厂卫钳制臣僚的君主。然则对百官来说，特务机
构总是无形的枷锁；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说，即使“家中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也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早想动手制裁厂卫而苦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
其后冲突的导火线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为大兴、宛平两县所辑。是年任职的大兴县县令，因为一件小事责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祀的乐舞生，而乐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责打他们，也就是蔑视祭祀大典。因之这个大兴县令被发交三法司审问。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官署混合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复审。这次所以破例，是由于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庙的重大罪状。文官们虽然觉得这罪状近于小题大做，但如果经过三法司这一机构审问，事情可以早日了结。
事情又牵涉到了东厂。东厂下设镇抚司，凡属触犯皇帝的案件和牵涉到官员们的刑事案件，这个镇抚司同样具有讯问以至拷打之权。当得知三法司已经受理大兴县令这一案，他们表示不再争执审讯权，只要求派出两名锦衣卫校尉出席旁听，以便把经过情况向皇帝报告。
刑部尚书李世达认为这一案件属于文官内部的纠纷，用不着东厂锦衣卫的干预。但是东厂提出要派两个校尉参加旁听，他又没有严辞拒绝，而只是托辞推诿，说什么人犯未齐，尚未审问。及至开庭审问之日，这两个校尉则给维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挡，不得入内参与旁听。
如是情状据实报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龙颜大怒。万历对于太常寺和大兴县的冲突并无兴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们拒绝校尉旁听，明明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因之已不能对此表示沉默。于是他一面让宦官口传圣旨向文渊阁提出质问，一面声称他要把这一案件移交东厂镇抚司审问。这时，首辅申时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现，劝说李世达向皇帝赔礼道歉。李世达照此办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胜利。可惜的是这精神上的胜利维持的时间未免过短，几个月之后，文臣们又找到了管理东厂宦官张鲸的差错，群起而攻之。
检举张鲸的奏章中指斥他与某些文官勾结，并且接受贿赂。其所列举的罪状看来都凿凿有据，只是当时勾结为奸，纳贿贪财的一段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廷臣身上，写奏呈的人似乎全未计及。张鲸事后感慨，由于他的嘴巴说话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么多的攻击，不能算是事出无因。只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机构本身，其职务与文臣的利害相违。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缇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尖刻的对照。
起初，万历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以为对张鲸作一番口头申斥就足以了事。廷臣见参劾无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参劾全部的大学士。以造成张鲸不除、内阁也别想安生的舆论压力。由于群情鼎沸，万历只好承认失败，把张鲸免职。据当时接近皇帝的人透露，这件事曾使皇帝大为伤心。但就在张鲸将去未去之时，尚有一个下级官员不知道皇帝已经屈服，竟然又上了一个奏本，说张鲸如此难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贿赂。这种无礼的奚落使这位官员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轻的皇帝却为此而更加心灰意懒。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隐居在深宫里，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贵妃郑氏。
多年之后，申时行辞职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八年半的时间中，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襄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此即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之后、1586年初常洵尚未出生之前的几个月。然而这机缘却又这样地短暂，他稍一忽视，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当时的万历皇帝真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对
这次祈雨与往常不同。在经过的仪式中，万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了他关心民瘼的诚意。1584年入冬以来，北京一带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间亢旱更甚，河流见底，井中无水可吸。御前对此极为焦虑，在命令各个地方官求雨无效之后，他决定亲自向上天祈祷。所采用的祈祷的仪式，一部分由礼都在档案中参考成例草拟，但具体细节却出于皇帝御制，比如要求全体人员徒步走赴天坛圆丘而置轿马于不用，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仪式举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经斋戒。前一天，他又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随后又面禀慈圣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则亲笔称臣签上朱翊钧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库。
阳历
北京的居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所有的人员，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蓝色布袍，颈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带。旗帜和乐队也概行免去。大街左边是两千名文官，右边是两千名武官，都列成单行两相对称，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坛。
这些幸运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机会亲眼看到了当今天子。祈雨的队伍经过大街，一切交通当然需要暂停。但是天子平时出行时采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铺关门、行人敛迹的规定，这次却免予执行。这也是皇恩浩荡，允许小民有一睹天颜的机会。居民们所看到的万历皇帝是一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脸圆须短，身材稍胖。他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万历皇帝来说，这十里之遥的长途步行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当时的天气已愈来愈热。
天坛圆丘在北京城南部，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万历皇帝在这同心圆的最下一层石阶上跪下祈祷，上香之后，又向上天叩头4次。文武百官列队站立在南墙之外，当皇帝跪拜时，赞礼官在昭亨门传赞，百官也依样跪拜如仪。
行礼既毕，皇帝召集大学士、六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左棂星门外所设的帐篷内发表训辞。万历声称，天时亢旱固然是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样也是贪官污吏克剥小民、上干天和的结果。现在务必要改弦更张，斥退坏人，引用好人。申时行即席代表全体官员致答辞，声称臣等奉职无状，以致天降亢旱。皇上代表全体臣民祈祷，当然会上格天心。如果还有官吏不能仰体皇上的诚意，臣等一定要严加申饬。万历当即指示把这种要旨公之于天下。
仪式结束，准备起驾回宫，宦官们让御轿抬到万历跟前，但他坚决不坐，仍和百官步行回宫。这支队伍人数众多，起止需时，到达大明门已经是下午最炎热的时候。队伍刚刚解散，兵部的一个主事就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一把折扇使劲地挥动。负责纠察的御史发现这一情状，认为其时虽然已经散队，但此人如此不能忍耐，仍然属于失仪。为此这位主事被罚俸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则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是相比之下皇帝的任务要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汇报，汇报完毕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申时行不能算是一个迷信的人，从各种记录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通过占卜祈祷的方式就可以和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有所来往。他在一次给万历的奏章上说，“臣等不习占书，不知事验”，足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态度。同时，也不能认为万历是一个过度迷信的人。在选择皇帝陵寝的过程中，廷臣曾因风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最后万历表示“当日秦始皇在骊山筑陵，何尝不讲究风水”？从这一达观的态度来看，他对风水的信仰，也只能在若有若无之间。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在这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种情况极为接近。当时一天过去又是一天而仍然是骄阳酷日，人们的焦虑也就达到了最大限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皇帝的宫廷不能永远建立在一个土地干得发裂的京城里。皇帝亲自出动，以最虔诚的态度和最庄严的仪式向上天求雨，不论是出于迷信，或者其动机是维系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并未绝望。希望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奋斗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他的政府一向认为精神的力量超过实际，因此他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最后，一场甘霖有如千军万马，突然降临到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稍停以后又是一阵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这场雨发生在阳历
申时行理解万历的感情，同情他的处境，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样，仍认定皇帝的职分应当在宫殿之内，除了行礼如仪之外，他不应当置身于其他事情之中，以生轻妄的观感。比如说万历想亲自操练兵马，申时行就会和其他文官合作，竭力阻止。朱翊钧是否有军事天才？这一问题没有历史家能够解答，我们所知道的，则是他即使有任何创造的能力，也因为他身着龙袍，贵为天子，而无法施展表现。而在阻止他发挥个性的群臣中，首席大学士申时行的力量虽不显著，却极为重要。
文官们阻止万历亲自操练兵马，他们自认有历史上的先例，因为本朝除了开基创业的祖宗以外，御驾亲征的事例极少。最近一百年内仅仅有一个正德皇帝做过这样的事情，而正德的行动，又被公认为离开了传统的轨道。为人君者，就应该安居垂裳，所以不仅练兵要遭到反对，就是外出旅行也应该在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广承天府巡视过他的出生之地，此后的27年中就没有离开北京一步。父皇隆庆在位5年余，仅仅到京郊谒陵一次，而且为时只有4日。而万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却已谒陵4次，这毫无疑问是过于频繁了。
尤其使群臣为之不安的是，谒陵这个庄严的典礼竟成了皇帝督视内操的借口。谒陵的随从武装是御林军。这支军队当年经过张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驻在京城东北角，受御马监太监的节制。近年来，这支部队的兵员倍增，训练加紧，每天黎明以前，马队在街上的铁蹄声每每把居民的好梦惊醒。1584年夏天，一个溽暑蒸人的日子，皇帝亲自在皇城内观看御林军的射箭比赛，比赛延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好几个宦官因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晕倒，而皇帝却依旧神清体健。文官们对皇帝过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连三地送上奏本，指责内操的不当。劝说无效，他们就对申时行施加压力，希望首辅运用他的影响使这种操练停止。
从法制上讲，廷臣所提出的诤谏是否具有成宪的根据则很难概说。本朝从没有宣布过皇帝不能亲率禁军。永乐皇帝所用过的长矛一直供奉在午门楼上，就是皇帝带兵的实证。正德皇帝的行动虽然大干物议，然而他始终没有向舆论低头。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军都属于宦官管辖，就此一点，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战危，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只因为他们又个个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更不能借势要挟。然则这些不便不能之处却没有使他们放弃初衷，即作诤谏时，他们胸中有数，意志坚决，目的不达，决不甘休。
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他知道，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不事张扬，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他后来写下的文章，阐述了此中奥妙。申阁老此时质问御马监的诸宦官：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首辅还可能在此时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历史，引证凡是和文官集团公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即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迟早也会被大众清算。这一番危言耸听的游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用申时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诸珰竦然”。
带兵的宦官既已为申时行的言辞所震慑，他们不再愿意参与内操，转而劝说皇帝放弃亲率禁军。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为效极显；而且皇帝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坚执己意，他和臣下的冲突势必与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况相类似。他既不愿意走此极端，迟早就得让步，所以从这时起他就对禁军逐渐不加过问。1585年之后，御马监勇士相次为人遗忘，禁军这一组织也就逐渐于无形中瓦解。
申时行以办理外交的方式来主持内政，御林军事件的顺利结束，更证明了这种方式确实卓有成效。他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对待皇帝的办法则是“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因为这种办法既对皇帝的权威无损，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这比之于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荆条痛打犯上的群臣总要高明得多。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
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皇帝离开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当日国家组织的特别现象。万历于1583年至1585年之间的四次谒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则既要经过祖墓的附近，谒祭即不可免。既为谒陵，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之每次出发以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御驾每次出动，京城立刻戒严，每一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谒陵队伍声势十分浩荡显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两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随从的宦官宫女、文官武将、大汉将军、御马监勇士、京军等等，人数多达几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属住在佛寺里，对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休息住宿，这一切要先期准备周详，不能少有差错。
在这几十里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皇帝对他们慰勉有加，并宣布他所经过的地区免税一年，以酬答当地居民对他这一行所作的供奉。
这样的队伍和排场，两年半之内要组织四次，廷臣就感到是过于频繁了。于是，使皇帝扫兴的事情就纷至沓来。北方边镇驰报蒙古部落颇有蠢动的征象，叩请御驾谨慎小心；礼部的官员据此坚请皇帝缩短出行的时日。有一次，皇帝的侍卫旁边发生逸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误入禁地，这些都由御史据实奏报御前，以期引起应有的警惕。经过这些周折，本来应该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憩已全无乐趣之可言。1589年万历曾经表示还想出巡一次，监察官听到以后立刻上书诤谏。他们说，皇上已经感到自己火气过旺，必须放弃早朝以事休养，那么就更不应该出城游玩而使火气增加。皇帝读完这些奏章，从此就没有再提出巡一事。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士于1584年的夏季。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内的葬室筑有停放梓宫的石床。石床上留出来的位置共有三个，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还有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代皇帝的生母。万历目睹之余，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爱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为皇后，在死后也应当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则，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够心心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祈祷又所为何来呢？朱翊钧在生之日有妃嫔数十，宫女无数，可是与皇贵妃郑氏始终形影不离。可见生死同心，是他们的宿愿。这样美好的宿愿又是否能成为现实呢？当日皇帝想到这些，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储一事相始终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寝，在本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其不同之处，在于定陵竟然预筑于万历皇帝的青年时代。据申时行后来说，这一建议始创于1583年张四维做首辅的时候，当时皇帝还不足20岁。但这建议一经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地址的选择和工程的设计。他当然不是认为自己去死不远，而是踌躇满志地感到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岁之后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然年未二十，但是已为人父，而且御字已经10年，具有足够的资格承当这一光荣。
这次预筑陵寝的工程和别项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没有廷臣劝谏。惟一的争执在于风水问题，已如上文所述。最后由于皇帝宸衷独断，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争论者没有想到，平日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现在却要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骊山为例，不肯过于讲究，以致坚持风水的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名目作党争的根据。
筑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职责所系，于是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总其成的是定国公徐文壁和首辅申时行。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壁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而全部的擘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力承担。到1587年，申时行已亲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尽瘁王事的忠忱，当然会被年轻的皇帝所体会并因此增加对
定陵的建筑经过详见于当日工部的记录报告之中，其建筑结构则因1956年的发掘而为400年后的人们所了解。整个看来，玄宫的宗教色彩浓厚。其石制椅案缀饰以帝后的标志如龙凤，其下缘则为莲瓣，乃是佛家传统。其懵懂于下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内中埋藏的金银和瓷质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现实化的感觉；可是木雕的人俑马匹却又只有玩具一样大小，显示着筑陵的人将“长生不死”的观感，认作一种心理状态，只能于半信半疑间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官方文件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爰诹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抃舞以扬休，民庶欢呼而趋事。”，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1587年阳历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
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
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XX。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鄢懋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牍可以为证。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钦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摩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鄢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禀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谀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鄢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20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49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彼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宇40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他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3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该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此时嘉靖的健康已经欠佳，他曾经动过退位为太上皇的念头，可是这种放弃天下职责的做法，在本朝又并无先例。在1566年阳历2月底，他左思右想，气愤难平，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刑部议决对海瑞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虽然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在这时候却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复，因此，海瑞就在狱中住了10个月。
有一天，狱中忽然设酒肴相待。海瑞以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变，饮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遐，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会得到重用，海瑞听罢，立刻放声号哭；号哭之余，继以呕吐。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这样一个闲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服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吏部终于向他低头。当年复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8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因为他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
本朝开国之初，太祖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豪绅富户，两千年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士地问题因而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虽然官方曾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与上述规定同时，官方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也就在书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海瑞之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出于保持法律的尊严，而且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有限制富户过多地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的愿望。这种冲动使他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
南直隶境内的豪绅富户，最为小户百姓所痛心疾首的是徐阶一家。此人曾任首辅，后为高拱排斥而退休闲住。他的家庭成员，据称多达几千，其所占有的土地，有人说是24万亩，有人说是40万亩。上述数字无疑地有所夸大，但徐家为一大家庭，几代没有分家，放高利贷的时间也已颇为长久。海瑞把有关徐家的诉状封送徐阶，责成他设法解决，最低限度要退田一半。从他们往来的缄牍中可以看到，徐阶被迫接受了海瑞的带有强迫性的要求。
徐阶于海瑞有救命之恩。在他任首辅期间，海瑞因为上书而被系狱中，刑部主张判处绞刑，徐阶将此事压置。他退职家居以后，听任家里人横行不法，根据当时的法令，他可以受到刑事处分。海瑞强迫他退田，并且逮捕了他的弟弟徐陟，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执法不阿，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减缓百姓的不满，体现了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这种兼顾公谊私情的做法大大地增加了海瑞的威信。
如果海瑞采用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籍富欺贫者知所戒惧，而不是对类似的案件一一追究，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他的热情不可收敛。他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收受这一类案件。据他自己的文章中说，他每天要收到三千至四千件禀帖。牵涉面如此之广，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南方的农村大多种植水稻。整片田地由于地形和灌溉的原因划为无数小块，以便适应当日的劳动条件。这样，因为各小块间肥瘠不同，买卖典当又经常不断，是以极少出现一个地主拥有连绵不断的耕地。王世贞和何良俊都记载过当时的实况是，豪绅富户和小户的自耕农的土地互相错杂，“莫知所辨析”。海瑞自己在海南岛的田产，据估计不到40亩，却分成了93块，相去几里。这些复杂的情况，使解决农田所有权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除此以外，利用高利贷以侵蚀获取他人的产业，还并不限于富户及其代理人青皮光棍。因为信用借贷的机构并不存在，一个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他就会设法把积蓄贷之于亲戚邻舍以取得利息，借方即以其田产的一部分作为抵押品。在开始的时候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往相去无几，然而当借方由于急需而以这种利率极高的贷款来饮鸩止渴，在多数的情况下就难于自拔，所抵押的田产也随即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风气。海瑞卷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除此以外，他虽然承认明文规定5年以上不得赎还的条文，但却要求有书面契约作为依据，否则这一条文就不能适用。这个理由表面上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揆诸实际，农民间的借贷，通常却很少有书面契约。据他自己说，对这样的案件，他所批准赎还的仅占二十分之一，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还在海瑞受理田产纷争之前，他已经受到了监察官的参劾。参劾的理由是他不识大体，仅仅注意于节约纸张等细枝末节，有失巡抚的体统。随后，给事中戴凤翔以更严厉的措辞参劾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产业作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这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不免使人怀疑这位给事中是否已经和高利贷者沆瀣一气。更为耸人听闻的是，戴凤翔竟说，7个月之前，海瑞的一妻一妾在一个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于谋杀。尽管海瑞答辩说他的侍妾在阳历
事情极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求罢免海瑞的奏疏继续送达御前。吏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疏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
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
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张居正认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居达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峭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当时全国的文官仅有8000人。所有办理文牌和事务的技术人员称之为“吏”，和文官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如泾渭之分明。官可以罚降为吏，吏却很少能上升为官。这些吏的薪给极为微薄，仅足以供一家糊口。
即使对于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比如有一条最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他们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诰》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阙鸣冤，这本《大诰》可以代替通行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约。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前者为村中耆者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扬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日“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劭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俾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赢余的地区直接补贴。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则无所裨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末业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理。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
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眼点，那么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调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现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不准民间制造奢侈品，诸如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等，都在严禁之列。他一意重农，力追往古，强调“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抚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当时民间的借贷机构是当铺，贷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即便是亲戚邻右的贷款，也决不会温情脉脉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规定的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200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200年间发生。当年送达御前以备乙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代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然则像大地主徐阶那样无限地扩充家产，巧取豪夺，则不能不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威胁了整个的官僚政治。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如是地独占利益，为所欲为。案情一经揭发公开，立即为全部舆论所不容，而使徐阶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文官们可以用皇帝和法律的名义加给他以种种罪名，使他无法置辩。他在海瑞罢官之后仍然遭到清算。他家里的全部土地最后据说落实为6万亩，全部被没收。他的一个大儿子远戍边省，两个小儿子降为庶民。如果不是张居正的援手，徐阶本人都会难于
幸免。
然而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症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币制的问题肇始于两百年前。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其发行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商业机构，而是通过发放官俸、赏赐官军和赈济灾民等方式流通于社会。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种通行票据发放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任何准备金。如果这种发行货币的办法能够成功，那确乎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最简便的办法了。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奥妙在一开始就被识破，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民间却置若罔闻。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于废纸。
洪武即位以后，政府曾经铸造过洪武通宝铜钱。由于铜钱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发行宝钞作为法币。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辟，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其后由于形格势禁，再度感到铸钱的必要，但许多问题又随之而产生。官方没有充分的现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铸，而所铸成的铜钱又有欠美观和整饬，其后果就只能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于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用者怨声载道，有些人就拒绝使用。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碎银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罅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收受为原则，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可是我们传统经济也另有它的特点。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于农村中的租佃及抵押上。这些契约所涉范围虽小，其不可违背已经成为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耆老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执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惊动官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所以，海瑞无视于这些成约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威意义，单凭一己的是非标准行事，如果不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那反倒是不可设想的事了。所以戴凤翔参劾他的奏疏中说，在海瑞的辖区内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虽然是站在高利贷一方的片面之辞，然而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一种必然的趋势，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断。而
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并蔓延于全国，则势所必然地可以危及全帝国的安全。戴凤翔的危言耸听所以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即在于此。
在被迫退休之后，海瑞编印了他从政期间的记录，其中包括各种公私文件。流传到今天的这部文集，反映了海瑞确实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
使读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处理财政问题的篇章。在洪武时代制定的赋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其最为百姓所苦的，厥为名目繁多而数额无限的“役”。大户人家可由官僚的身分而蠲免，这些沉重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并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后，帝国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碍难通而不得不加改革。改革的办法是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计亩征银。这种新的税制称为“一条鞭法”。地方政府就用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种力役。
一条鞭法有其简明易行的优点，也多少限制了花样百出的舞弊营私。但过去按田亩数量而以累进税方式而分派的各种赋役，此时以平均的方式摊派，本来属于富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即转嫁于贫家小户。这也就是放弃了理想上的公允，而迁就事实。出于对农民的同情，海瑞废除了自己应收的常例，并以种种方法限制吏胥的舞弊。但是这些改革，仍然收效甚微。因为本朝的财政制度虽然技术简陋，牵涉面却十分复杂，如果加以彻底改革，必须厘定会计制度，在中上级机构中，实行银行管制的方式，亦即无异于彻底改组文官集团，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再则海瑞的着眼点也过于琐屑，他被政敌攻击为不识大体，也不尽是凿空构陷之辞。比如说，他的节约到了这种程度，除非吏员送上一张缮正的公文，他决不另发一张空白的文书纸。
海瑞文集中有关司法的部分，虽然易于被读者忽略，但它的历史价值却至为重要，因为它所阐述的这一庞大帝国的社会背景，较之任何论文都为简捷明白。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地方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XX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XX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耆老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为耆老士绅所不能解决而必须由官方处置的，绝大多数为刑事案件。判决这类案件，政府的态度常常坚定而明确。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当时仍被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对于本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门训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士绅耆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顽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日常生活中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纠纷的一方有时还愤而自杀以倾陷仇家；即或由于病死，家属也总要千方百计归之于被殴打致死。海瑞在做县令的时候，有一次下乡验尸，发现村民竟以颜料涂在死者的身上来冒充血迹。这些残酷的做法，除了泄愤以外，还因为诉讼一旦获胜，死者的家属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产业。
刑事案件需要作出断然处置，不论案情多么复杂，判决必须毫不含糊，否则地方官就将被视为无能。于是他们有时只能依靠情理上的推断来代替证据的不足，草菅人命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下面是海瑞亲身经历的一件案子。
有夫妇二人在家中置酒招待一位因事过境的朋友并留他住宿。正好在这个时候，妻子的哥哥即丈夫的姻兄前来索取欠款白银三两。姻兄弟一言不合，遂由口角而致殴斗。姻兄在扭打之中不慎失手，把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人命关天，误杀也必须偿命，所以妻子和住宿的朋友都不敢声张，丈夫的尸体，则由姻兄加系巨石而沉入水底。
一个人突然失踪，当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被揭露。审案的县官以洞悉一切的姿态断定此案乃是因奸而致谋杀。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奸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随带仆从、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又何以兴高采烈地置酒相庆？理由既已如此充分，女人就被判凌迟处死，朋友作为奸夫理应斩决，姻兄参与密谋应被绞死。这件案子送交杭州府复审，审判官的结论中否定了奸情，认为确系殴斗致死，动手的人应按律处绞。本朝政府在法律技术上虽然远不能誉为精密周到，但在精神上却对这类人命案件颇为重视。按照规定，这一案件要由北京的都察院、大理寺作出复核。审判者细核府、县两级审讯记录，发现了根本上的出入，乃再度发交邻近3个县的县令会审。这3位县令维持初审的判决。当这一批人犯送抵本省巡按使的公堂，被判凌迟罪的女人当堂哭诉喊冤。于是案件又送到海瑞那里作第六次的讯问。
海瑞的结论和杭州府审判官的结论完全相同。他的理由是这位妻子和他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而这位朋友家境并非富有，并且早已娶妻，假令女人确系谋死亲夫而企图再嫁，也只能成为此人的一名小妾。所以从情理而论，谋杀的动机是不能成立的。再则，既属伤天害理的谋杀，参与密谋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又何必牵扯上这位朋友所携带的仆从？
淳安县县令海瑞如何解释初审时的供辞？答案是：“皆是畏刑捏招，恍惚成狱，殊非情实。”
被迫退休回到原籍闲居，对海瑞来说，是一种难于忍受的痛苦。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现在，他已经面临着事业的终点，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填补他心灵上的缺陷。
他的故乡在南海之滨，和大陆上一些人文荟萃的城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在那些城市里，退职的官员可以寄情山水，以吟咏自娱，并且有诗人墨客时相过从。有的人可以出任书院的山长，以弘扬圣贤之道